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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院再审案例:2000万元理财合同无效!

    作者:; 时间:2020/5/28 16:02:37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者假公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在此,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此类纠纷,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而不再纠结于公章本身的额真伪。

    但是实践中,如何判断是否是职务行为,相对人是否有过错,确实争议很大。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吴朝琴合同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申299号)作了很好的参考。





    案例






    2010年6月25日,农行湖北分行聘任汪建峰为该行金融部副总经理兼私人银行(二级部)总经理职务。

    2013年10月11日,吴朝琴与汪建峰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由私人银行管理吴朝琴的2000万元资金,管理期限为6个月。协议签订当日,吴朝琴向农行湖北分行武汉首义路分理处账号为62×××78、户名为吴朝琴的账户内转入资金2000万元,并将该账户的网银U盾及密码等交付给汪建峰。汪建峰当日出具了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吴朝琴农行网银U盾一个,卡号62×××78,密码****56”。

    2014年4月11日,上述协议到期后,汪建峰收走了合同原件,双方当日又签订了一份《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吴朝琴私人银行管理甲方资金2000万元,延期至2014年10月10日止,全权委托给乙方管理,月收益率为1.5%,按月支付,可提前支取,其收益率按天计算,本金到期时一次结清,乙方承诺将甲方资金投资于农行私人银行客户贷款业务过桥资金拆借业务,不从事其他任何对外投资,上述协议有吴朝琴和汪建峰的签名,并盖有私人银行的公章。

    后发生争议,吴朝琴起诉,请求判决农行湖北分行返还2000万元资金,按合同约定支付收益和占用费。

    一审法院认为,

    1、涉案《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属于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的合同性质。该份合同的内容并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合同。

    2、汪建峰作为该私人银行的负责人,其以私人银行名义与吴朝琴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具有明显职务行为的特征,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农行湖北分行承担。

    3、不论该枚公章真假与否,均不影响本案对汪建峰构成职务行为的认定。吴朝琴没有审查该枚公章真假的义务,农行湖北分行也没有证据证明吴朝琴在签订涉案合同时知晓该枚公章系私刻的事实,因此认定吴朝琴在签订涉案合同时存在主观过失的证据不足。本案也没有对涉案合同公章的真假进行司法鉴定的必要。

    一审法院判决,农行湖北分行向吴朝琴返还本金2000万元,并且按照月息1.5%支付利息(从2014年11月起计算至2016年3月止)。

    农行湖北分行、吴朝琴均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吴朝琴基于对汪建峰职务身份的信任,有理由相信汪建峰有权代表农行湖北分行对外签订涉案合同。吴朝琴开通网上银行账号供农行湖北分行随时调度使用资金,是为了履行涉案《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继而获得高于银行理财产品或贷款的利息,不能据此推定吴朝琴非善意相对人。农行湖北分行对汪建峰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因此,汪建峰以农行湖北分行的名义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构成职务行为,对农行湖北分行发生效力。同时,吴朝琴关于应当向其支付2016年4月起至2000万元资金返还之日的利息。

    二审改判,农行湖北分行向吴朝琴返还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月收益率1.5%计算,从2014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农行湖北分行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二审判决对汪建峰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在认定法人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时,应当结合行为是否属于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范围、是否符合交易习惯、交易对价是否合理、相对人是否尽到了应尽的注意义务等因素作出认定


    1、私人银行是商业银行专门为高净值客户等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业务,其特点主要体现在金融服务的高附加值上,服务的内容并不能超出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经营范围。商业银行的业务属于特许经营业务,但案涉《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约定的交易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


    2、从案涉《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的形式看,该协议书并未采用商业银行通用的格式合同形式,也没有加盖农行湖北分行的公章,只是加盖了“中国农业银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的印章,不符合交易习惯。而且本案当事人对该章的真实性还存在争议。


    3、从交易的对价来看,案涉《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约定,吴朝琴委托私人银行部管理资金2000万元,月收益率为1.5%,年化固定收益率达到18%,远超过同期商业银行存款或者理财产品收益率。私人银行部承担的是类似于对储户的还本付息义务。任何金融产品的收益率均与其风险相对应。如果该笔业务属于农行湖北分行的正常业务,则吴朝琴以承担极低的风险获得了远超同期同类金融产品收益率的收益,明显不合理。


    4、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来看,吴朝琴向其在农行湖北分行武汉分理处的账户内转入资金2000万元,并将该账户的网银U盾及密码等交付给汪建峰。这一行为违反了银行账户的管理规定,表明吴朝琴系将案涉资金账户交由农行湖北分行工作人员汪建峰个人掌管。投资人对于投资收益率是否合理、相关协议的格式以及所加盖的公章是否存在形式瑕疵等应当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吴朝琴与汪建峰签订的案涉《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将其存有2000万元的账户交由汪建峰掌管的行为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符合相关规定要求。故吴朝琴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当事人。


    综上,本案应当结合汪建峰的行为是否超出职务范围、案涉交易是否符合交易习惯、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是否相匹配、吴朝琴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案涉资金及利息的支付和使用情况等因素,认定汪建峰的行为是否可视为职务行为。如果汪建峰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则应当由各方当事人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是由农行湖北分行承担合同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指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来源:快马一脚

    上传:文凯